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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奇英雄--走下神坛的尼葛洛庞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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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未来学家可不是褒义词
搁在全球IT的视野下,尼葛洛庞帝入选《IT史记》肯定名不副实,比他更重要、更具影响的思想家和分析家起码有10位以上。但是,作为一本兼顾中国视野的中文著作,尼葛洛庞帝的入选实在是顺理成章。因此,选择尼葛洛庞帝也在情理之中。

尼葛洛庞帝是互联网泡沫造就的最大奇迹之一,许多互联网英雄依靠一个点子、一份商业计划书、一笔巨额融资和一次上市来成就自己。而成就尼葛洛庞帝的也很简单:一个杂志(《连线》)专栏,一本书(《数字化生存》),一个实验室(现在早已经不是媒体实验室主任)。泡沫破灭以后,尼葛洛庞帝就彻底淡出主流。只在中国尚有一定的媒体价值,还依旧在神坛之上。

许多资料上都有这么一条:“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其实这个标签贴得实在有些勉强。1996年7月15日出版的《时代》的确列入了那篇名为“靠未来赚钱”(Cashing in on Tomorrow)的大作之中。但该文的引言却是:“继托夫勒“未来冲击”之后的新一代职业预言家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看到了蓝天!”文章的贬义远多于褒义!

其实,无论是听他的演讲,还是读他的书。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对技术发展敏锐的直觉,以及由此而触发的智慧火花。但这种观点只是零散的点射,缺乏全面的把握能力,更不具备未来学家那种系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与托夫勒那种恢弘的理论体系面比,更是相形见绌。而内容之中,不乏轻率、随意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缺乏理论上应有的严密性。

    在1999年访华报告会上,尼葛洛庞帝当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电脑占卜者(cyber-soothsayer,时代周刊语)的身份。在会上,他提出了几个很具个人见地的预测数据:他认为99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将达1000万(不是我们通常预测的400万)。到200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可达10亿人,电子商务涉及金额可达1万亿美元,都比大家普遍预测的数据高2—5倍。他甚至大胆预言,五年之内,将会出现1美元以下的计算机。其实,尼葛洛庞帝一向具有数不惊人不罢休的气概。总认为别人的预测太保守。比如1995年葛鲁夫预测2000年PC销量为1亿台,而尼葛洛庞帝则表示反对,认为2000年起码可卖出5亿PC。如果要检验一下尼葛洛庞帝作为未来学家的成色和水平,那么我们不妨记住这几个数据。但尼葛洛庞帝本人显然并不看重几个数据的对错,他在意的是:任何一个问题,只有尽量夸张,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重视!1990年,尼葛洛庞帝预测电视将成为家庭的主要信息装置,没过几年,他就承认自己错了,因为计算机发展之快出人意料,尤其是网络的崛起,使计算机的重要性开始远远超过电视。尼葛洛庞帝对自己的失误非常坦然。及时扭转了方向。

    可以说,尼葛洛庞帝的周围从来不缺争议和批评。不少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也对他的文章颇有微词。甚至因此造成关系的紧张。一位不署名的同事,更在《纽约时报》上说尼葛洛庞帝是“吹牛大王”。90年代初,尼葛洛庞帝想与日本开展合作,帮助日本建造类似的实验室。报纸批评他不爱国,把自己“卖给了日本”。但也正是这种争议性,显示了尼葛洛庞帝的卓尔不群。也使这位号称旅行时“带两台笔记本,10块电池”的“网人”有了独特的价值。我想,随着尼葛洛庞帝进一步介入中国IT业,争议也会很快随之而来的。对我本人来说,我不喜欢被包装后的尼葛洛庞帝,而十分喜欢和欣赏那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真实的尼葛洛庞帝。

对我们大家来说,拨开表面的宣传,一定要明白:尼葛洛庞帝是人,不是神,甚至不是星。他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

    特立独行倍受争议的媒体实验室
IT业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媒体实验室,仿佛那就是产业的圣地,会一不留神创造奇迹。而大凡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参观的人会慕名而去或者被推荐去参观媒体实验室,因为这是学校一景。2000年5月,我自己也瞻仰了许久,而且深入内部,了解了许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虽然不惊奇,却也有许多新鲜玩意。可惜,没能见到“室主”或学生习惯所称的“老板”——尼葛洛庞帝。要在他的老巢逮住这位在世界各地云游的神仙实在是太难了,连他的学生一年也见不到几次。

媒体“实验室”在1985年开办,“实验室”由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律铭设计,由MIT第十三任校长Jerome B. Wiesner及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共同创办。媒体“实验室”致力于研发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当中许多属于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可说以概念性产品为主。“实验室”不同于其它计算机公司商业性质的研究院,实验室专注于发明而非将科技产品化。因此“实验室”里的发明很多都“不切实际”,如研究仿鱼类行为的氦气飞艇、悬浮于空中的立体影像、会交谈的计算机、被程序化的乐高积木……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创新活力,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这就是媒体实验室的精神。


尼葛洛庞帝1943年出生,是混血儿,父亲是纽约的一个船主。“我3岁时就开始随父母周游世界,这给我的影响最大。而我在21岁时,已经走了很多的国家,于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全部了解了世界,虽然这种想法井不对,但它却帮助我树立起了信心,让我能无视他人的批评。”

尼葛洛庞帝的数学非常好,同时也十分爱好艺术,他认为要两者兼得,最好的选择就是学建筑。其研究生的论文导师在计算机图形方面颇有造诣。尼葛洛庞帝又盘算:研究建筑设计的设计工具比仅仅设计建筑显得更有影响。于是,性格里一向有点妄自尊大(当然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狂)的尼葛洛庞帝就开始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但在研究生期间,计算机如同第三者,插足生活,吸引了他的兴趣,促成了新的转向。

1968年,依靠美国军方的资助,成立了建筑机器实验室,写出了几本教科书。当然实验室的小型机,还只有8KB内存。1972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友罗伯特·诺宜斯(Robert Noyce(1927-1990))(即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处拿了一些256KB的内存,多余的用在彩电显示器的驱动上,显得格外奢侈。

1980年,尼葛洛庞帝开始为筹建媒体实验室四处拉赞助。他拿着一张文氏图四处游说,图中是三个相重叠的圆环,代表着实验室的宗旨是计算机、广播电视和出版业。后来演绎为交互世界、娱乐世界和信息世界之说。这三环后来被同事戏称为是:“婴儿长牙齿时咬的橡皮环。”

MIT所有实验室都是财务独立,完全依靠赞助,校方分文不留。而且有一规矩:不得偷猎资助。也就是说,给校方捐款的老朋友—如IBM、AT&T、DEC等巨头,底下的实验室就不得再游说。否则一个学校好几拨人都到同一公司要钱,不太象话。这逼迫尼葛洛庞帝不得不挖掘新朋友——出版公司,比如时代、华纳以及其他出版、电影、电视公司。这批公司成为媒体实验室最早的赞助商。

MIT还有一个更高的准则:不能剥夺学术自由。但媒体实验室很快向商业敞开大门, 而且打破常规,从AT&T、IBM、DEC等“禁飞区”中获取大量“弹药”。甚至把原来的出版公司都挤跑了。直到90年代,钟摆才摆回来,媒体公司与技术公司的赞助各占一半左右,出报纸的与造卫星的重新获得平衡。

近20年来,虽然有不少人批评媒体实验室不务正业,研究的是“儿童玩具”。但媒体实验室的确贡献了不少技术,比如计算机可编程玩具Lego/Logo,用于播放动画的QuickTime的早期研究,以及目前倍受关注的可穿戴PC和智能代理软件等等。

实验室列下一条很特别的规矩:只要你资助任何一个项目,就有权力共享实验室中所有技术成果。这种独特的开放性保证了钱财不断。一般说来,一个中等的赞助商每年要掏25万美元,只相当于自己养两名研究人员的费用,比较划算。因此媒体实验室格外红火。

因此许多人都称道,尼葛洛庞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你们需要多少钱?”
    每年,瑞士Davos都举办一个世界经济论坛,与会者均是全球大公司的CEO。令人惊奇的是,尼葛洛庞帝每年都列会参加,而且是多年的老会员。那么,尼葛洛庞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原来,该论坛的主席是尼葛洛庞帝父母儿时的玩伴。

参加论坛使尼葛洛庞帝有机会认识许多欧洲的大企业家。如今实验室资助中的1/4来自欧洲。而这些人全都是在论坛中结识的。尼葛洛庞帝的商业才能可见一斑。

但真正帮助尼葛洛庞帝走向主流社会,并声名鹊起的,并不是论坛会员的身份,也不是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的身份,而是《连线》杂志。

1991年,Louis Possetto和Jane Metcalf揣着一份颇具前卫目光的新杂志策划书,四处寻求投资,却四处碰壁。冷遇他们的有Doworak、ZD、IDG等人物及公司(这些后来都成了《连线》猛烈抨击的对象)。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与尼葛洛庞帝碰了头。当时Louis正在做Electric Word杂志。尼葛洛庞帝回到学校后,问同事Misky是否听说过这本杂志。同事说:“当然,我是它的忠实读者。”尼葛洛庞帝有了定心丸。

后来,Louis和Jane拿着投资建议书找上门来,尼葛洛庞帝问:“你们需要多少钱?”Jane报了一个数目。尼葛洛庞帝当即拍板。据悉,尼葛洛庞帝投资的数额为7.5万美元,是《连线》杂志拉到的第一笔资金。

尼葛洛庞帝觉得不太踏实,为保护自己的投资。尼葛洛庞帝在谈判中要求在杂志中开一个个人专栏,并且放在杂志最后一页。他解释说:“这样,如果杂志失败了,我也有一份责任。”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缺少过资金,我们的资金从没有紧张过,我们有超支的时候,但没有缺钱的时候。在20年里,我们已有几百项技术用于企业。我们多媒体实验室现在有400多人,他们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音乐师、有的是建筑师,等等,这些人都对计算机很着迷。”
    “当初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整个多媒体项目多达250个,而研究人员达400人。我们不仅用人吸引了人,还用人吸引了资金。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资金上的紧张,虽然有超支的时候。”
  尼葛洛庞帝说,多媒体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于赞助商,其研究项目的资金也来源于赞助商,因此,研究成果不需要靠版权,而是直接送给赞助商,ZO年里,有几百个技术用于企业。另外从实验室毕业的学生出去办公司时,也将一部分成果转化出去。“虽然我们上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来自于全世界130个企业、政府机构。为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多媒体实验室拒绝了10倍于上述基金的帮助”。如今,他的多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遍布全球,共有75家。

   

    一本《数字化生存》定天下
第一份以时尚为基调的IT媒体就此诞生。其冲击力是十年中媒体业所少有的。《连线》也很快声名远扬了。《连线》杂志专栏作家的身份也很快成了尼葛洛庞帝的首要身份。

尼葛洛庞帝的专栏也引发热烈回响,批评和推崇皆有。既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读者,也常常赢得许多愤怒的邮件。比如,他提出学生应该“在游戏中学习”的观点,受到了许多教师的猛烈攻击,说他根本不懂教学。他以法国为例批评欧洲在数字化方面的落后,结果捅了欧洲的马蜂窝,怒火四起,表示“法国怎能代表整个欧洲”。在Marty Asher的帮助下(主要是重新组织文字),尼葛洛庞帝将93、94两年内所写的18篇专栏文章组织成书,于95年推出《数字化生存》。初版谨慎地印刷了10万册。不料大获成功,旋即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全球开花。提倡数字化的尼葛洛庞帝在原子书籍的帮助下声名大振。1996年,由胡泳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立即掀起全国性的数字化和网络飓风,为尚处于数字化蒙昧状况的中国大众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教育课。本书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书中认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这些发展将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尽管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未来预言,不如说是媒体技术的发展简史,但明净、幽默的文风以及闪烁才华的文笔,使其走出了狭窄的IT业,第一次成功地迈向大众。尤其是比特与原子世界的划分以及对计算机人性化界面的倡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连线》专栏作家成了尼葛洛庞帝出入各种场合的第一身份,其次是MIT教授,再者才是媒体实验室创始人,最后还是一位风险投资家。许多人建议他趁着势头,再写《数字化生存》的第二集。而且在《数字化生存》之后,他在四年中又累积了四十八篇专栏,足够编出两三本书了。但是他断然回绝。他表示下一本书可能要等很多年之后。显然,尼葛洛庞帝本人对这种成功的偶然性更加明白,也更有自知之明。而且《连线》几经倒卖,早已今非昔比。尼葛洛庞帝在写完98年最后一篇专栏后,宣布停笔,让出最后那一页页码。六年专栏作家的身份也划上句号。后来,《华尔街日报》评出98年应投入垃圾箱(trash)的几项内容中,尼葛洛庞帝不幸名列其中。


 

    “至少给自己买了一个屋顶。”
尼葛洛庞帝身上的商业意识极浓。至今已投资20多家公司。他不是那种大手笔下注的风险投资家,而是另一类称为“天使”的人。也就是说,是自掏腰包,以少量资金下注的玩家。颇有点四处播种、细水常流的精明。我不知道他投资的准确率如何?但我想不会太好。

尼葛洛庞帝至少有两次发财机会。但都擦肩而过。一次在早期,也就是他最早开始企业生涯的时候,那是一家名为ComputerVision的CAD公司。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尼葛洛庞帝是投资者之一。但1990年,公司上层人事波动,尼葛洛庞帝被扔出了董事会,一气之下就把公司股票全卖了。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决策。若捏在手中,现在尼葛洛庞帝就是一个大富翁了。不过他用那些股票买下了他的第一栋房子。他戏称:“至少给自己买了一个屋顶。”

第二次机会就是《连线》。1996年,如日中天的《连线》寻求上市,初步将股票发售价定为12美元一股。市场价值达4.95亿美元,为其2500万美元的年收入的20倍。照这样的算盘,Louis将有6600万美元,Jane有6400万美元。尼葛洛庞帝具体不详,但肯定也有数千万之巨。

但这只是算术而已。由于扩张过猛,亏损过大,《连线》在数月内连续冲击数次,终未能成功上市,被迫取消。巨额财富灰飞烟灭。后又不得不将《连线》杂志出卖以还债款。而且杂志几度倒手,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创始人纷作鸟兽散。尼葛洛庞帝还占据着最后一个页码。但早已不受新主人的欢迎。终于,从1999年起,他的专栏也消失了。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我1984年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当时用的是苹果机,我输进一个字,它就关机一次,计算机输入的速度是250K/秒,而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的速度是400兆/秒,只要我把它插到电源上,它就会不断地运作。我在这儿不是在批评微软,而是在举一个例子,微软几乎所有软件的新版本都比它过去的要糟糕一点。我们重新来提这个话题,我们要让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的造价非常低,可以在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点实现了的话,对许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种成本阻碍就会没有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通信的障碍,通信服务质量越差的地方,往往越贵,这种规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非洲打市内电话一小时要10美元,长途电话一分钟要花10美元;欧洲电话新的收费政策,完全违背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因为他们把电话收费改成按时间收费。正确的做法应按容量收费,应方便地用互联网,这才是符合互联网发展,这才能赚更多的钱。

如果有互联网的文化、合理的定价、再加上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将会有巨大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上、还会体现在电子商务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间人会被取代。一斤西红柿如果值50美分,菜农却只得到5美分,其他的钱都让包装、分销过程给消耗掉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供货系统,比如在比特世界这个中间过程就不需要,你如果通过网上买股票及在网上订飞机票,也不需要中间商了。

如果要发展数字化,我的一个建议就要重视小学教育,如果不重视,到了大学再教育,这个过程是不应该走的。另外一个建议是制造低价的计算机,今后五年,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就要实现一美元造价的计算机。”

“互联网文化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不可控制,也就是说让人们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在娱乐、信息和教育方面。在互联网上,国家的概念将不是那么重要。”

在尼葛洛庞帝眼里,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

在自己的王国里,尼葛洛庞帝可以充分实践他的互联网哲学。

“从我们实验室出来的人,没有出现过一个富翁。与比尔·盖茨相比,我们连其财富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拿着实验室的工资,同时也为外面的企业做顾问。每年也有25%的人员流动,现在是10%,两年以后,我们将计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招人。”
    这些人才一旦符合条件被招进实验室,尼葛洛庞帝就不再管他们,“我们对这些人从不管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也不给他们任何压力,不仅不管这些人是否在家上班还是在实验室里上班,(我们这些人在工作状态上是比特加原子式的——尼葛洛庞帝语)甚至不管他们一年到底出不出成果,也没有任何业绩考评。但是这些人往往常常不呆在家里,他们却更有兴趣到我们的实验室大楼来工作,因为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我们是人吸引了人。当初我们建实验室时是靠人吸引人,不仅是人吸引了人,还让人吸引了资金。现在也是如此。”

          


    《数字化生存》撬动中国
被各类媒体追逐,被热烈的掌声包围,被如林的镜头蔟拥,天才精英扎堆的IT业内,大概除了比尔·盖茨外,在中国所获得的非凡待遇,大概再没人能与尼葛洛庞帝比肩了。若你亲临尼葛洛庞帝的访华报告会,你就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难得的追星氛围。恐怕在美国本地,也很难会有这样热烈的场面迎接他。这意味着,尼葛洛庞帝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1997年2月,尼葛洛庞帝首次访问中国,当时做东的是风头最健的赢海威和张树新,而今却是迅速崛起的搜狐和张朝阳。几年来,中国IT业潮起潮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对尼葛洛庞帝的热度却丝毫未变,反而更加升温。

显然,在中国,尼葛洛庞帝作为启蒙者和预言家的身份已经逐渐淡去。但尼葛洛庞帝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专栏作家和畅销作家,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一名未来学家,他更是一位技术领域的实践者和商业领域的活动家。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化到商业,这是近几年尼葛洛庞帝所完成的角色转变。与当年无人比肩的启蒙教育一样,尼葛洛庞帝推动中国风险投资和互联网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开始迈上了一个特别的高度。他所发起并投资的“搜狐”,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最正宗的风险投资范本和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除了张朝阳操作有方,经营得当外,很大程度上,是尼葛洛庞帝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为后盾的。目前尼葛洛庞帝吸引的注意力,使其对国内信息业和电脑文化上的影响仍无人可比。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在为中国信息产业推波助澜。现在,尼葛洛庞帝的身份首先是一位风险投资家,其次是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然后才是未来学家。《连线》专栏作家的身份已成历史。这种新角色的变化寓意深长,也可能比过去更有意义,更有帮助。

    而且,《数字化生存》之后,至今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达到它的高度,并取代它的影响。中国数字化的启蒙教育有一位外国人完成,却没有后继者及时出现。这些无疑是我们的尴尬,更是我们的挑战。这一次,尼葛洛庞帝欣然接受了由国内人士组成的“数字论坛”的顾问聘书。“数字论坛”就是致力于促进国内数字化和电脑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在报告会上,比特与原子的划分仍是他的主题。但也有几个观点比较新颖。比如超越技术范畴,提出了“文化数字化”(culture digital)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也可以在数字化浪潮中捷足先登。尼葛洛庞帝特别以数字化不发达的意大利为例,由于意大利崇尚以小为美,有着发达的地下经济,并且有健康地反对权威的传统,使得意大利的文化十分数字化。在亚洲,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虽有发达的信息产品制造业,但文化很不数字化,这是发展的真正障碍。而中国是例外,因为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同时他对越来越复杂的软件和电信的高收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成本也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尤其是电信收费过高,是十分愚蠢的短视。

有些观点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泡沫之后依然预测不止
尼葛洛庞帝认为网络公司股市的破灭,完全不能说明数字化生存不对,许多创办公司的人本来不应该拿到资金,却拿到了资金,形成了恶性循环。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网络公司虽然衰退了,但互联网的使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下,中国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地点,即将入世,是中国新经济类公司的重大机遇。

他对记者表示:“机会太大了,你们的新经济的公司不应只在国内发展,完全可以到国外去,中国公司的技术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进。”

虽然自己投资于网络的资产缩水了90%,但尼葛洛庞帝当初的很多预言已经实现,比如模拟技术彻底让位于数字技术、大众传媒将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现在这位未来学大师当然不忘自己的本行,他又开预测未来。他说,在未来芯片无所不在,你所看不到的地方,将有成千上万的微型处理器。比如小到放在药片里的微电脑,人吃下去后,电脑可以在肚子里分析病情定向投放药物。未来最重要的方向,就是生物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结合……

他最早预言网络并身体力行投资于网络,虽然现在遇到了很大挫折,但他对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却更加看好。虽然尼葛洛庞帝先生的资产缩水了很多,但他早在九十年代初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到今天已经实现了很多,宽带接口越来越多,液晶屏幕无处不在,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的方向。

什么对你影响最大?“伟大的人物。那些思考独特的人和从多角度看待事物的人。我小时候和年轻时都有幸能到很多地方旅行,当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有幸碰到具有新观念的人,准备为新的观念而干冒险事业的人。如果人们认为你有一个疯狂的念头结果却不那么疯狂,别舍不得去开发另一个高风险的疯狂念头,否则成功将是你最大的敌人。”

尼葛洛庞帝很肯定地说:20年之内,纸张和印刷机将被扔进历史博物馆!


    不再是尼古拉斯的实验室
媒体实验室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不是无法发展,而是在过去十多年发展得太快。“实验室”出现惊人的“裂变”,由一变三,并且成长速度还在增长中。尼葛洛庞帝说:”刚开始时我们只有几个人,现在已有百多人。”膨胀过快使“实验室”面临很大的行政压力,毕竟里面的工作人员是科学家而不是深具市场触觉,富行政经验的MBA。

现在的媒体实验室分为3个研究中心:一为日本Sega(世嘉)公司投资2千7百万美元的研究中心,主力为第三世界儿童教育发展做研究,这种济世为怀的科研项目大概只有媒体实验室这种为兴趣、为理想而做事的科研机构才会做,也只有依照儿童习性,并懂得“用之于民”,有社会责任感的这问电玩公司才会做。两者合作,真是奇妙的配搭。第二个研究中心是着力发展电子智能发明。第三个研究中心则着力开发计算机辅助表演艺术先进项目研究,如最先进的人机接口等。

媒体实验室的不断扩张,令“实验室”里不少科学家担忧年轻的科研人员好高骛远,没有耐心做科研。他们更担心媒体实验室过往一些优良传统会消失。过往“实验室”人员规模小时,遇到问题开个会问题就好容易解决了。现在人员分散,各自为政,资深研究员说:“开会互享经验已不再有了。”

闻名世界的MIT媒体实验室除了因其“光怪陆离”的发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外,其创办人之一,被谓为媒体实验室之父的计算机科技界尼葛洛庞帝自然更是众人注目的焦点。他出任媒体实验室主管当然使两相得益,于两者的声誉都有增益。

不过,尼葛洛庞帝宣布退出媒体实验室决策层,群龙无首,一时人心惶惶,这所世界知名的计算机科研中心出现主管真空时期。尼葛洛庞帝对自己选择淡出态度松容,他说:”过往人们将媒体实验室等同于“Nick’s Lab”(Nicholas’Lab),这是不对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退居第二线,媒体实验并不是我私人的“实验室”。”现在对于由谁来顶替“教父”之位,尚无定论,不过当中也有声音说要将决策层分散。

由于媒体实验室并不以最终开发产品为目标,以科研为主,而非商业经利,所以亦有人表示“实验室”的发明不实际。不过“实验室”这种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作风,却令“实验室”长久以来的研究都没有特定的方向要跟、特定的路要走。今天,“实验室”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和记者来参观,因为“实验室”的产品甚少商品化,市场难以看到,游人对“实验室”里七彩缤纷、奇形怪状的发明都甚感兴趣……可是媒体实验室要走下去,一定要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科研路向,为此”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都甚感苦恼。

80年代家用计算机的功能还是很有限,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只能在科研机构,如媒体“实验室”里才能找到。语音处理、3D影像等依赖计算机功能的技术因此也只能在梦幻一般的“实验室”里有。现在几千元的家用计算机处理这些技术已胜任有余。另外,互联网的兴起使信息交流、科技创新都变得更容易,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说:”现在一个十几岁少年借助PC和互联网,就可发挥出和我们一样水平的新概念。”

此外,新型科技公司,如dot com公司的蓬勃发展亦对“实验室”造成冲击。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现在亦开始“秘捞”,某些科学家会自立门户,将概念开发为产品,出现了不少由“实验室”衍生出来的公司。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赞助商的怨言,称其破坏了纯研究的形象

不过,尼葛洛庞帝已经脱身而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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